雷军不做小米CEO的话 看国内企业里CEO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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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聚集在一个组织后，这些人心中是否有一个默认的规则对组织的形式有很大的影响。

比较国内外的创业团队，我们可以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创始人在国外不担任首席执行官是很常见的，但在中国却很少遇到。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统计数据，据说在国外，当一个企业从初创期过渡到成长期，ceo通常会被替换，因为业务的不同性质会导致对人的不同要求，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很低。这样的小事可以反映出国内企业的一些组织特征，这其实很耐人寻味。

组织特征的根源:没有信念和规则

一群人聚集在一个组织后，这些人心中是否有一个默认的规则对组织的形式有很大的影响。

原因很简单。当规则没有成为信念或基本行为准则时，所谓的权力下放、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自由发挥和民主决策最终将成为内部混乱和组织解体的原因。当你从放大的角度看时，情况就更是如此。索罗斯直接说:民主的前提是法律成为一种信仰，否则，基本上，内战在前进之前就开始了。

上述规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但如果把所谓的规则承包给企业，它一般可以指合同精神和职业精神等虚拟事物。它是什么并不重要，但我们真正相信的是它可以成为一个无形的精神框架，并对行为产生真正的影响。

这样，根据大环境中固有的规律性，组织肯定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规则强大的地方，人们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职业所定义的角色，因为规则会把其他人放在他们适合的角色中，即使我们不信任对方，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规则可以确保的部分，比如有人不能挖掘集体的角落，这样团队的形成就会更容易。

在规律性较弱的地方，需要人的力量来填补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薄弱环节，领导者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来建立额外的信任、尊重、舆论以及其他在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会用到的东西。这相当于社会所缺乏的东西，应该由个人来弥补。

这两种状态之一是高度社会化的，社会的基本规范和共识支配着大多数人的行为；一个是高度个性化的，一个人依靠他的勇气和经验来整合人力资源。后者几乎肯定会导致龙头老大企业的诞生，届时资质、模式和勇气都将成为非常关键的力量。

这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西方，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企业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企业必须做的事情相互适应和协调。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过程只有大约四十年。在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过程中，所有可见的部分，如合同、财务、法律等。，可以很快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涉及文化的部分目前很难改变。这种传统文化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有龙头老大的企业；一个是家族企业。后者在中国并不明显，但德鲁克曾经说过，中国家族企业在东南亚是一种能够影响经济形势的经济力量。在龙头老大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决于各方的水平和做事方式，而家族企业则依靠血缘作为纽带。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古老故事，但事实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很容易发现，所谓的法律只是这方面规则的可见部分。

互联网的产业特征:资本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

组织特征是内部的，而行业特征是外部的。一个受制于文化，另一个受制于科学技术。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更容易产生好的结果。

不同的行业总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密集型；一个是智力密集型的。前一类可以被称为有钱人赚更多的钱，也可以被称为合适的人赚更多的钱。必须补充的是，智力密集型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是高科技的，而是一件小事只要关注得当也能开启一个伟大的事业。事实上，桐城和滴滴打车等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微信等产品是智力密集型的。

资本密集型地区对顶层规划能力要求较高，智力密集型地区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的试错能力要求较高。

新技术越早掀起浪潮，智力密集型产品就越有优势，因为此时空有许多领域，而新技术浪潮越晚，资本密集型产品就越多，因为许多可以利用他人优势的简单领域已经被抢占。但推动技术潮流的通常是资本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如晶体管、光纤、cpu等。

我们实际上处于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后期阶段，所以很多事情变得有点资本密集型。虽然下一波有很多候选人，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出来。显然，一旦物联网、vr/ar、3d打印、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其他东西成熟，它们不会带来简单的变化，但很可能会打破现有模式。然而，不清楚哪一个将首先普及，每个人都在猜测。

当组织特征符合行业特征时...

把这种组织特征和行业特征放在一起看更有意思。

行业特征上的小点可以支撑大点的企业，这样会形成一种“分化”的力量，所以会有创业、网易、搜狐等这么多派系。；然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一种“组合”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企业很难达到一定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后生存也不是很好，这在华为这样的公司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然，挑战未来需要一种“组合”力量。尽管我们不确定微软在全息透镜等技术上花了多少钱，但这显然是一个相对昂贵的方向。

事实上，一个简单的领导老大哥组织无法面对“分裂”力量的侵蚀，这就像一个简单的农民起义，通常不会成功。如果一个组织的纽带是简单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追求，那么成功越大，它瓦解的速度就越快。

原因并不复杂，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自由，一旦涉及到利益，那肯定会导致斗争。这种斗争往往在企业的利益导向环境中加剧，因为人们没有理由优先考虑群体的利益。当群体不太注意时，它只会有点数的力量。然而，外部要求可能正好相反。在浪潮的中后期，事业越大，地位越高，就越需要促进一种合作的力量。

那出路是什么？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继续向前跑。如果有不断的胜利来刺激，那点力量实际上会被压制，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这种趋势，一切很快就会被一个家庭所占据。

另一条出路是努力钻研形而上学。一些学者曾经把“我”的概念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做自然自我，这个层次涉及饮食男女。

第二个层次叫做社会自我，它涉及国家、公司、社会、权利、责任和义务。

第三个层次叫做文化自我，这个层次涉及价值。

前两个层次更注重存在，只有最后一个层次注重价值。和谐的力量必须有和谐的基础，这实际上只能来自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共同的道和共同的价值观是和谐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这个流行的结论和上面提到的组织特征结合起来，我们会有不同的要求。

钱穆先生曾写过一篇评论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章。在最后的讨论中，钱穆先生认为唐太宗更好。他认为这种大人物应该先有一股强风。现在，人们普遍称之为“软糖”。它的名字其实并不重要，但你必须有自己的方式，有人想和你一起去。这是前提。钱穆先生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其次，我们应该能够选择最好的，任命最好的。这个世界上流行的说法是，有些人愿意一起工作，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认为汉武帝远不如唐太宗，唐太宗身边还有方、杜如晦、、李靖等。

无论你是否认可钱穆先生的结论，用这两点来评价企业的龙头老大都是有意义的。现在信息流动很快，所以后一点更容易，而前一点更难。你必须有你自己的方式和一点殉难精神。否则，如何实践，如何激励他人。

我们的文化会导致我们自己的组织特征，而组织特征和外部环境的要求会导致领导大哥的个人要求。这就像一个轮回，回到了传说中的内圣外王的老路。

摘要

有些人无知，攻击持久成功的核心理念，攻击所有被抛弃的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实际上并不好。凯恩斯说:有些人吹嘘他们为什么不相信，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三流哲学家的追随者。情况就是这样。